明夷待訪錄本文

黃宗羲（1610-1695），字太沖，號梨州，又號南雷。浙江餘姚人。明諸生。父尊素明天啟間官御史，以抗直為魏忠賢所陷，死獄中。宗羲年十九入京訟冤，對簿時出袖錐刺仇人，名傳天下。及歸，從劉宗周遊。參與《留都防亂公揭》抨擊阮大鉞，南明初，幾為阮所害，以弘光朝覆滅，得免。歸浙東組義軍抗清，依魯王入海，授左副都御史。清兵定浙，遂間行歸里，從事著述、講學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薦舉博學鴻詞。十九年薦修《明史》，均力辭，以遺老終。其學雖源自劉宗周、遠紹王守仁，然以慎獨為宗，實踐為主，恢宏博大，與王夫之、顧炎武並為清初三大思想家。著有《南雷文案》、《南雷詩曆》等，合稱《南雷集》。另著有《明夷待訪錄》、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，編有《明文海》，今人輯有《黃宗羲全集》。

《明夷待訪錄》，黃宗羲著。開始寫作於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完稿於康熙二年（1663）。今本一卷共二十一編，但據全祖望跋云：「原本不止於此，以多嫌諱弗盡出。」此書是黃宗羲提出的一部治國大綱，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法律、軍事、教育、文化等各方面的規劃與建議，也有關於政治上最高原理的闡發。黃氏明經通史，究心於當時之務。《明夷待訪錄》是他以經術為根底，研究歷代「治亂之故」和明代亡國教訓之後的結論，是他經術、史論、時務三者合一的代表作。是書雖為清廷所禁，但自乾隆以後，屢為私家刊刻，至清末民初流傳更廣；傳本以乾隆年間慈溪鄭氏二老閣初刻本為最早。（以上按《中國文學大辭典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0年、《新譯明夷待訪錄》導讀及吳光所撰之《黃宗羲遺著考》）

是次錄文，據沈善洪主編、吳光執行主編之《黃宗羲全集》增訂版（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第一冊所收之《明夷待訪錄》。該書是以慈溪鄭氏二老閣初刻本為底本，以光緒三十一年蔣麟振編《黃梨州遺書十種》本、民國四年薜鳳昌編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為主校本。過錄時對書中個別錯字、誤點，參李廣柏注譯、李振興校閱之《新譯明夷待訪錄》（三民書局，1995年）有所酌改。

題辭

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，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，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，皆在一亂之運。向後二十年交入「大壯」，始得一治，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。前年壬寅夏，條具為治大法，未卒數章，遇火而止。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，整理殘帙，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，兒子某某請完之。冬十月，雨窗削筆，喟然而歎曰：昔王冕倣《周禮》，著書一卷，自謂「吾未即死，持此以遇明主，伊、呂事業不難致也」，終不得少試以死。冕之書未得見，其可致治與否，固未可知。然亂運未終，亦何能為「大壯」之交！吾雖老矣，如箕子之見訪，或庶幾焉。豈因「夷之初旦，明而未融」，遂祕其百也！癸卯，梨洲老人識。

原君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，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，不以一己之害為害，而使天下釋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。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，量而不欲入者，許由、務光是也；入而又去之者，堯、舜是也；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豈古之人有所異哉？好逸惡勞，亦猶夫人之情也。

後之為人君者不然。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，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。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，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。漢高帝所謂「某業所就，孰與仲多」者，其逐利之情不溢之於辭矣。此無他，古者以天下為主，君為客，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，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為主，天下為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腦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產業，曾不慘然！曰「我固為子孫創業也」。其既得之也，敲剝天下之骨髓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樂，視為當然，曰「此我產業之花息也」。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向使無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鳴呼，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！

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擬之如天，誠不為過也。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，視之如寇讐，名之為獨夫，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至桀、紂之暴，猶謂湯、武不當誅之，而妄傳伯夷、叔齊無稽之事，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，曾不異夫腐鼠[１]。豈天地之大，於兆人萬姓之中，獨私其一人一姓乎？是故武王聖人也，孟子之言，聖人之言也。後世之君，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，皆不便於其言，至廢孟子而不立，非導源於小儒乎！

雖然，使後之為君者，果能保此產業，傳之無窮，亦無怪乎其私之也。既以產業視之，人之欲得產業，誰不如我？攝緘縢，固扃鐍，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，遠者數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。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，而毅宗之語公主，亦曰：「若何為生我家！」痛哉斯言！回思創業時，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廢然摧沮者乎！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，則唐、虞之世，人人能讓，許由、務光非絕塵也；不明乎為君之職分，則市井之間，人人可欲，許由、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。然君之職分難明，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，雖愚者亦明之矣。

原臣

有人焉，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，以事其君，可謂之臣乎？曰：否！殺其身以事其君，可謂之臣乎？曰：否！夫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，資於事父也；殺其身者，無私之極則也。而猶不足以當之，則臣道如何而後可？曰：緣夫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所能治，而分治之以羣工。故我之出而仕也，為天下，非為君也；為萬民，非為一姓也。吾以天下萬民起見，非其道，即君以形聲強我，未之敢從也，況於無形無聲乎！非其道，即立身於其朝，未之敢許也，況於殺其身乎！不然，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，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，吾從而視之聽之，此宦官宮妾之心也；君為己死而為己亡，吾從而死之亡之，此其私暱者之事也。是乃臣不臣之辨也。

世之為臣者昧於此義，以謂臣為君而設者也。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，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，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。今以四方之勞擾，民生之憔悴，足以危吾君也，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。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，則四方之勞擾，民生之憔悴，雖有誠臣，亦以為纖芥之疾也。夫古之為臣者，於此乎，於彼乎？

蓋天下之治亂，不在一姓之興亡，而在萬民之憂樂。是故桀、紂之亡，乃所以為治也；秦政、蒙古之興，乃所以為亂也；晉、宋、齊、梁之興亡，無與於治亂者也。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，即能輔君而興，從君而亡，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。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，前者唱邪，後者唱許。君與臣，共曳木之人也；若手不執紼，足不履地，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，從曳木者以為良，而曳木之職荒矣。

嗟乎！後世驕君自恣，不以天下萬民為事。其所求乎草野者，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。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，亦不出夫奔走服役，一時免於寒餓、遂感在上之知遇，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，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為當然。萬曆初，神宗之待張居正，其禮稍優，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，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。夫居正之罪，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，聽指使於僕妾，而責之反是，何也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為鵠矣！又豈知臣之與君，名異而實同耶？

或曰：臣不與子並稱乎？曰：非也。父子一氣，子分父之身而為身。故孝子雖異身，而能日近其氣，久之無不通矣；不孝之子，分身而後，日遠日疏，久之而氣不相似矣。君臣之名，從天下而有之者也。吾無天下之責，則吾在君為路人。出而仕於君也，不以天下為事，則君之僕妾也；以天下為事，則君之師友也。夫然，謂之臣，其名累變。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。

原法

三代以上有法，三代以下無法。何以言之？二帝、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，為之授田以耕之；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，為之授地以桑麻之；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，為之學校以興之，為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，為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，固未嘗為一己而立也。後之人主，既得天下，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，子孫之不能保有也，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。然則其所謂法者，一家之法，而非天下之法也。是故秦變封建而為郡縣，以郡縣得私於我也；漢建庶孽，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；宋解方鎮之兵，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。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為天下之心哉！而亦可謂之法乎？

三代之法，藏天下於天下者也。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，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；貴不在朝廷也，賤不在草莽也。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，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，不見下之可惡，法愈疏而亂愈不作，所謂無法之法也。後世之法，藏天下於筐篋者也。利不欲其遺於下，福必欲其斂於上；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，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；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，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。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，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，故其法不得不密。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，所謂非法之法也。

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，子孫以法祖為孝。夫非法之法，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，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。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，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。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，以博憲章之餘名，此俗儒之勦說也。即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。夫古今之變，至秦而一盡，至元而又一盡，經此二盡之後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，苟非為之遠思深覽，一一通變，以復井田、封建、學校、卒乘之舊，雖小小更革，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。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，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。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，即有能治之人，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，有所設施，亦就其分之所得，安於苟簡，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。使先王之法而在，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。其人是也，則可以無不行之意；其人非也，亦不至深刻羅網，反害天下。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。

置相

原夫作君之意，所以治天下也。天下不能一人而治，則設官以治之；是官者，分身之君也。孟子曰：「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」蓋自外而言之，天子之去公，猶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之遞相去；自內而言之，君之去卿，猶卿、大夫、士之遞相去。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。昔者伊尹、周公之攝政，以宰相而攝天子，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，士之攝大夫耳。後世君驕臣諂，天子之位始不列於卿、大夫、士之間，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，以至君崩子立，忘哭泣衰絰之哀，講禮樂征伐之治，君臣之義未必全，父子之恩已先絕矣。不幸國無長君[２]，委之母后，為宰相者方避嫌而處，寧使其決裂敗壞[３]，貽笑千古，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？

古者君之待臣也，臣拜，君必答拜。秦、漢以後，廢而不講，然丞相進，天子御座為起，在輿為下。宰相既罷，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。遂謂百官之設，所以事我，能事我者我賢之，不能事我者我否之。設官之意既訛，尚能得作君之意乎？古者不傳子而傳賢，其視天子之位，去留猶夫宰相也。其後天子傳子，宰相不傳子。天子之子不皆賢，尚賴宰相傳賢，足相補救，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。宰相既罷，天子之子一不賢，更無與為賢者矣，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？

或謂後之入閣辦事，無宰相之名，有宰相之實也。曰：不然。入閣辦事者，職在批答，猶開府之書記也。其事既輕，而批答之意，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，可謂有其實乎？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，今之宮奴也。蓋大權不能無所寄，彼宮奴者，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，從而設為科條，增其職掌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，次第而盡歸焉。有明之閣下，賢者貸其殘膏剩馥，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，道路傳之，國史書之，則以為其人之相業矣。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，則罷丞相之過也。閣下之賢者，盡其能事則曰法祖，亦非為祖宗之必足法也。其事位既輕，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，以塞宮奴。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，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，亦曰法祖，而法祖之論荒矣。使宰相不罷，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，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。

宰相一人，參知政事無常員。每日便殿議政，天子南面，宰相、六卿、諫官東西面以次坐。其執事皆用士人。凡章奏進呈，六科給事中主之，給事中以白宰相，宰相以白天子，同議可否。天子批紅；天子不能盡，則宰相批之，下六部施行。更不用呈之御前，轉發閣中票擬，閣中又繳之御前，而後下該衙門，如故事住返，使大權自宮奴出也。

宰相設政事堂，使新進士主之，或用待詔者。唐張說為相，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後：一曰吏房，二曰樞機房，三曰兵房，四曰戶房，五曰刑禮房，分曹以主眾務，此其例也。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詔之人皆集焉，凡事無不得達。

學校

學校，所以養士也。然古之聖王，其意不僅此也，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，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。非謂班朝，布令，養老，恤孤，訊馘，大師旅則會將士，大獄訟則期吏民，大祭祀則享始祖，行之自辟雍也。蓋使朝廷之上，閭閻之細，漸摩濡染，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，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，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，而公其非是於學校。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，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。

三代以下，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。天子榮之，則羣趨以為是；天子辱之，則羣擿以為非。簿書、期會、錢穀、戎獄，一切委之俗吏。時風眾勢之外，稍有人焉，便以為學校中無當於緩急之習氣。而其所謂學校者，科舉囂爭，富貴熏心，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，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，且往住自拔於草野之間，於學校初無與也，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。

於是學校變而為書院。有所非也，則朝廷必以為是而榮之；有所是也，則朝廷必以為非而辱之。偽學之禁，書院之毀，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。其不仕者有刑，曰：「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。」其始也，學校與朝廷無與；其繼也，朝廷與學校相反。不特不能養士，且至於害士，猶然循其名而立之，何與？

東漢太學三萬人，危言深論，不隱豪強，公卿避其貶議。宋諸生伏闕搥鼓，請起李綱。三代遺風，惟此猶為相近。使當日之在朝廷者，以其所非是為非是，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！君安而國可保也。乃論者目之為衰世之事，不知其所以亡者，收捕黨人，編管陳、歐，正坐破壞學校所致，而反咎學校之人乎！

嗟乎！天之生斯民也，以教養託之於君。授田之法廢，民買田而自養，猶賦稅以擾之；學校之法廢，民蚩蚩而失教，猶勢利以誘之。是亦不仁之甚，而以其空名躋之曰「君父，君父」，則吾誰欺！

郡縣學官，毋得出自選除。郡縣公議，請名儒主之。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，皆可當其任，不拘已仕未仕也。其人稍有干於清議，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，曰：「是不可以為吾師也。」其下有《五經》師，兵法、曆算、醫、射各有師，皆聽學官自擇。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，離城煙火聚落之處士人眾多者，亦置經師。民間童子十人以上，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為蒙師。故郡邑無無師之士，而士之學行成者，非主六曹之事，則主分教之務，亦無不用之人。

學宮以外，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，大者改為書院，經師領之，小者改為小學，蒙師領之，以分處諸生受業。其寺產即隸於學，以贍諸生之貧者。二氏之徒，分別其有學行者，歸之學宮，其餘則各還其業。

太學祭酒，推擇當世大儒，其重與宰相等，或宰相退處為之。每朔日，天子臨幸太學，宰相、六卿、諫議皆從之。祭酒南面講學，天子亦就弟子之列。政有缺失，祭酒直言無諱。

天子之子年至十五，則與大臣之子就學於太學，使知民之情偽，且使之稍習於勞苦，毋得閉置宮中，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，妄自崇大也。

郡縣朔望，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。學官講學，郡縣官就弟子列，北面再拜。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。其以簿書期會，不至者罰之。郡縣官政事缺失，小則糾繩，大則伐鼓號於眾。其或僻郡下縣，學官不得驟得名儒，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，則朔望之會，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。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，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，則士子譁而退之。

擇名儒以提督學政，然學官不隸屬於提學，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。每三年，學官送其俊秀於提學而考之，補博士弟子；送博士弟子於提學而考之，以解禮部，更不別遣考試官。發榜所遺之士，有平日優於學行者，學官咨於提學補入之。其弟子之罷黜，學官以生平定之，而提學不與焉。

學曆者能算氣朔，即補博士弟子。其精者同入解額，使禮部考之，官於欽天監。學醫者送提學考之，補博士弟子，方許行術。歲終，稽其生死效否之數，書之於冊，分為三等：下等黜之；中等行術如故；上等解試禮部，入太醫院而官之。

凡鄉飲酒，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。士人年七十以上，生平無玷清議者，庶民年八十以上，無過犯者，皆以齒南面，學官、郡縣官皆北面，憲老乞言。

凡鄉賢名宦祠[４]，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為進退。功業氣節則考之國史，文章則稽之傳世，理學則定之言行。此外鄉曲之小譽，時文之聲名，講章之經學，依附之事功，已經入祠者皆罷之。

凡郡邑書籍，不論行世藏家，博搜重購。每書鈔印三冊，一冊上祕府，一冊送太學，一冊存本學。時人文集，古文非有師法，語錄非有心得，奏議無裨實用，序事無補史學者，不許傳刻。其時文、小說、詞曲、應酬代筆，已刻者皆追板燒之。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，蠱惑坊市者，弟子員黜革，見任官落職，致仕官奪告身。

民間吉凶，一依《朱子家禮》行事。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，木主之尺寸，衣冠之式，宮室之制，在市肆工藝者，學官定而付之；離城聚落，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。

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，其修飾表章，皆學官之事。淫祠通行拆毀，但留土穀，設主祀之。故入其境，有違禮之祀，有非法之服，市懸無益之物，土留未掩之喪，優歌在耳，鄙語滿街，則學官之職不修也。

取士上

取士之弊，至今日制科而極矣。故毅宗嘗患之也，為拔貢、保舉、准貢、特授、積分、換授，思以得度外之士。乃拔貢之試，猶然經義也，考官不遣詞臣，屬之提學，既已輕於解試矣。保舉之法，雖曰以名取人，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，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；及其捧檄而至，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，視解試為尤輕矣。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，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；夫副榜，黜落之餘也。其黜落者如此之重，將何以待中式者乎？積分不去貲郎，其源不能清也；換授以優宗室，其教可不豫乎！凡此六者，皆不離經義，欲得勝於科目之人，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，所以徒為紛亂而無益於時也。

唐進士試詩賦，明經試墨義。所謂墨義者，每經問義十道，五道全寫疏，五道全寫注。宋初試士，詩、賦、論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論語》十，帖對《春秋》或《禮記》墨義十條，其「九經」、「五經」、「三禮」、「三傳」、學究等，設科雖異，其墨義同也。王安石改法，罷詩賦、帖經、墨義，中書撰大義式頒行，須通經、有文采，乃為中格，不但如明經、墨義、粗解章句而已。然非創自安石也，唐柳冕即有「明六經之義，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，其精於誦注與下等」之議。權德輿駁曰：「注疏猶可以質驗，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，既失其末，又不得其本，則蕩然矣。」其後宋祁、王珪累有「止問大義，不責記誦」之奏，而不果行，至安石始決之。

故時文者，帖書、墨義之流也。今日之弊，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。向若因循不改，則轉相模勒，日趨浮薄，人才終無振起之時。若罷經義，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，而先王之道益視為迂闊無用之具。余謂當復墨義古法，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、《大全》、漢宋諸儒之說，一一條具於前，而後申之以己意，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。由前則空疏者絀，由後則愚蔽者絀，亦變浮薄之一術也。

或曰：「以誦數精粗為中否，唐之所以賤明經也，寧復貴其所賤乎？」曰：「今日之時文，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？同一誦數也，先儒之義學，其愈於餖飣之剿說亦可知矣。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，趨天下之士於平實，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。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！然必費考索，推聲病，未有若時文，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。」

取士下

古之取士也寬，其用士也嚴；今之取士也嚴，其用士也寬。古者鄉舉里選，士之有賢能者，不患於不知。降而唐宋，其為科目不一，士不得與於此，尚可轉而從事於彼，是其取之之寬也。《王制》：論秀士升之司徒，曰選士；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，曰俊士；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，升之司馬，曰進士；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，而定其論。論定然後官之，任官然後爵之，位定然後祿之。一人之身，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，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，總七轉，始與之以祿。唐之士，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，吏部又復試之。韓退之三試於吏部無成，則十年猶布衣也。宋雖登第入仕，然亦止是簿尉令錄，榜首纔得丞判，是其用之之嚴也。寬於取則無枉才，嚴於用則少倖進。

今也不然。其所以程士者，止有科舉之一途，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、司馬遷、相如、董仲舒、楊雄之徒，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，不謂嚴乎哉！一日苟得，上之列於侍從，下亦置之郡縣、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，終身不復取解，授之以官，用之又何其寬也！嚴於取，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；寬於用，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。

流俗之人，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，一二出於其中，遂以為科目已善，不必他求。不知科目之內，既聚此百千萬人，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，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，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。假使士子探籌，第其長短而取之，行之數百年，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，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耶？究竟功名氣節人物，不及漢唐遠甚，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，豈天下之不生才哉？則取之之法非也。吾故寬取士之法，有科舉，有薦舉，有太學，有任子，有郡邑佐，有辟召，有絕學，有上書，而用之之嚴附見焉。

科舉之法：其考校倣朱子議：第一場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為一科，子、午年試之；《三禮》兼《大戴》為一科，卯年試之；《三傳》為一科，酉年試之。試義各二道，諸經皆兼《四書》義一道。答義者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說，既備，然後以「愚按」結之。其不條眾說，或條而不能備，竟入己意者，雖通亦不中格。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，有喪禮服制忌諱不以為題者，皆坐罪。第二場周、程、張、朱、陸六子為一科，孫、吳武經為一科，荀、董、揚、文中為一科，管、韓、老、莊為一科，分年各試一論。第三場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「三史」為一科，《三國》、《晉書》、《南北史》為一科，新、舊《唐書》、《五代史》為一科，《宋史》、有明《實錄》為一科，分年試史論各二道。答者亦必摭事實而辨是非。若事實不詳，或牽連他事而於本事反略者，皆不中格。第四場時務策三道。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秋，集於行省而試之，不限名數，以中格為度。考官聘名儒，不論布衣、在位，而以提學主之。明年會試，經、子、史科，亦依鄉闈分年，禮部尚書知貢舉。登第者聽宰相鑒別，分置六部各衙門為吏，管領簿書。拔其尤者，倣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，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。又拔其尤者為各部主事，落第者退為弟子員，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。

薦舉之法：每歲郡舉一人，與於待詔之列。宰相以國家疑難之事問之，觀其所對，令廷臣反覆詰難，如漢之賢良文學，以鹽鐵發策是也。能自理其說者，量才官之；或假之職事，觀其所效而後官之。若庸下之材勦說欺人者，舉主坐罪，其人報罷。若道德如吳與弼、陳獻章，則不次待之，舉主受上賞。

太學之法：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，列其才能德藝以上之，不限名數，缺人則止。太學受而考之，其才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，本生報罷。凡士子之在學者，積歲月累試，分為三等：上等則同登第者，宰相分之為侍中屬吏；中等則不取解試，竟入禮闈；下等則罷歸鄉里。

任子之法：六品以上，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，補博士弟子員，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。三品以上，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，若教之十五年而無成則出學。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，提學受其請託，是使其始進不以正，不受其請託，非所以優門第也。公卿之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，賢者則困於常調，不賢者而使之在民上，既有害於民，亦非所以愛之也。

郡縣佐之法：郡縣各設六曹，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分置之，如戶曹管賦稅出入，禮曹主祀事、鄉飲酒、上下吉凶之禮，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、城守、捕寇、工曹主郡邑之興作，刑曹主刑獄，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。滿三考升貢太學，其才能尤著者，補六部各衙門屬吏，凡廩生皆罷。

辟召之法：宰相、六部、方鎮及各省巡撫，皆得自辟其屬吏，試以職事，如古之攝官。其能顯著，然後上聞即真。

絕學者，如曆算、樂律、測望、占候、火器、水利之類是也。郡縣上之於朝，政府考其果有發明，使之待詔，否則罷歸。

上書有二：一，國家有大事或大奸，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，如唐劉蕡、宋陳亮是也，則當處以諫職。若為人嗾使，因而撓亂朝政者，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事，即應處斬。一，以所著書進覽，或他人代進，詳看其書足以傳世者，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。若無所發明，纂集舊書，且是非謬亂者，如今日趙宦光《說文長箋》、劉振《識大編》之類，部帙雖繁，卻其書而遣之。

建都

或問：北都之亡忽焉，其故何也？曰：亡之道不一，而建都失算，所以不可救也。夫國祚中危，何代無之？安祿山之禍，玄宗幸蜀；吐蕃之難，代宗幸陝；朱沘之亂，德宗幸奉天。以汴京中原四達，就使有急而形勢無所阻。當李賊之圍京城也，毅宗亦欲南下，而孤懸絕北，音塵不貫，一時既不能出，出亦不能必達，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。向非都燕，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！

或曰：自永樂都燕，歷十有四代，豈可以一代之失，遂議始謀之不善乎？曰：昔人之治天下也，以治天下為事，不以失天下為事者也。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，而英宗狩於土木，武宗困於陽和，景泰初京城受圍，嘉靖二十八年受圍，四十三年邊人闌入，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。上下精神敝於寇至，日以失天下為事，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？江南之民命竭於輸輓，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，皆都燕之為害也。

或曰：有王者起，將復何都？曰：金陵。或曰：古之言形勝者，以關中為上，金陵不與焉，何也？曰：時不同也。秦、漢之時，關中風氣會聚，田野開闢，人物殷盛；吳、楚方脫蠻夷之號，風氣樸略，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。今關中人物不及吳、會久矣，又經流寇之亂，煙火聚落，十無二三，生聚教訓，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。而東南粟帛，灌輸天下，天下之有吳、會，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。今夫千金之子，其倉庫匱筮必身親守之，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。舍金陵而勿都，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；昔日之都燕，則身守夫門庭矣。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？

方鎮

今封建之事遠矣；因時乘勢，則方鎮可復也。自唐以方鎮亡天下，庸人狃之，遂為厲階，然原其本末則不然。當太宗分置節度，皆在邊境，不過數府；其帶甲十萬，力足以控制寇亂。故安祿山、朱泚皆憑方鎮而起，乃制亂者亦藉方鎮。其後析為數十，勢弱兵單，方鎮之兵不足相制，黃巢、朱溫遂決裂而無忌。然則唐之所以亡，由方鎮之弱，非由方鎮之強也。是故封建之弊，強弱吞併，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；郡縣之弊，疆埸之害苦無已時。欲去兩者之弊，使其並行不悖，則沿邊之方鎮乎！

宜將遼東、薊州、宣府、大同、榆林、寧夏、甘肅、固原、延綏俱設方鎮，外則雲、貴亦依此例，分割附近州縣屬之。務令其錢糧兵馬，內足自立，外足捍患；田賦商稅，聽其徵收，以充戰守之用；一切政教張弛，不從中制；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，然後名聞。每年一貢，三年一朝，終其世兵民輯睦、疆埸寧謐者，許以嗣世。

凡此則有五利：今各邊有總督，有巡撫，有總兵，有本兵，有事復設經略，事權不一，能者壞於牽制，不能者易於推委，枝梧旦夕之間，掩飾章奏之上，其未至潰決者，直須時耳。統帥專一，獨任其咎，則思慮自周，戰守自固，以各為長子孫之計，一也。國家一有警急，常竭天下之財[５]，不足供一方之用；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，二也。邊鎮之主兵常不如客兵[６]，故常以調發致亂[７]，天啟之奢酋、崇禎之萊圍是也[８]；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，三也。治兵措餉皆出朝廷，常以一方而動四方[９]；既各有專地，兵食不出於外，即一方不寧，他方宴如，四也。外有強兵，中朝自然顧忌；山有虎豹，藜藿不採，五也。

田制一

昔者禹則壤定賦，《周官》體國經野，則是夏之所定者，至周已不可為準矣。當是時，其國之君，於其封疆之內田土之肥瘠，民口之眾寡，時勢之遷改，視之為門以內之事也。

井田既壞，漢初十五而稅一，文、景三十而稅一，光武初行什一之法，後亦三十而稅一。蓋土地廣大，不能縷分區別，總其大勢，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。是故合九州之田，以下下為則，下下者不困，則天下之勢相安，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區別，而為則壤經野之事也。夫三十而稅一，下下之稅也，當三代之盛，賦有九等，不能盡出於下下，漢獨能為三代之所不能為者，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？古者井田養民，其田皆上之田也。自秦而後，民所自有之田也。上既不能養民，使民自養，又從而賦之，雖三十而稅一，較之於古亦未嘗為輕也。

至於後世，不能深原其本末，以為什一而稅，古之法也。漢之省賦，非通行長久之道，必欲合於古法。九州之田，不授於上而賦以什一，則是以上上為則也。以上上為則，而民焉有不困者乎？漢之武帝，度支不足，至於賣爵、貸假、榷酤、算緡、鹽鐵之事，無所不舉，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，彼東郭咸陽、孔僅、桑弘羊，計慮猶未熟與？然則什而稅一，名為古法，其不合於古法甚矣。而兵興之世，又不能守其什一者，其賦之於民，不任田而任用，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，後王因之。後王既衰，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，而後王又因之。嗚呼！吾見天下之賦日增，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。

儒者曰：井田不復，仁政不行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。孰知魏、晉之民又困於漢，唐、宋之民又困於魏、晉，則天下之害民者，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！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，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，宋未嘗改；至張士誠而又重，有明亦未嘗改。故一畝之賦，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，七斗之外，尚有官耗私增。計其一歲之穫，不過一石，盡輸於官，然且不足。乃其所以至此者，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。吾意有王者起，必當重定天下之賦；重定天下之賦，必當以下下為則而後合於古法也。

或曰：三十而稅一，國用不足矣。夫古者千里之內，天子食之，其收之諸侯之貢者，不能十之一。今郡縣之賦，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，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。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，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！

田制二

自井田之廢，董仲舒有「限民名田」之議，師丹、孔光因之，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，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。其意雖善，然古之聖君，方授田以養民，今民所自有之田，乃復以法奪之，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，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為也。

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，欲復井田者，乘大亂之後，土曠人稀而後可，故漢高祖之滅秦，光武之乘漢，可為而不為為足惜。夫先王之制井田，所以遂民之生，使其繁庶也。今幸民之殺戮，為其可以便吾事，將使田既井而後，人民繁庶，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，豈反謂之不幸與？

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，莫詳於蘇洵；言井田必可復者，莫切於胡翰、方孝孺。洵以川、路、澮、道、洫、涂、溝、畛、遂、徑之制，非窮數百年之力不可。夫誠授民以田，有道路可通，有水利可修，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！凡蘇洵之所憂者，皆非為井田者之所急也。胡翰、方孝孺但言其可復，斯所以復之之法亦不能詳。余蓋於衛所之屯田，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。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，是不知二五之為十也。

每軍撥田五十畝，古之百畝也，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？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，聽本軍支用，餘糧十二石，給本衛官軍俸糧，是實徵十二石也。每畝二斗四升，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。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，以萬曆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，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，授田之法未行者，特九分耳。由一以推之九，似亦未為難行。況田有官、民，官田者，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。州縣之內，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。以實在田土均之，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，每戶授田五十畝，尚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，以聽富民之所占，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，又何必限田、均田之紛紛，而徒為困苦富民之事乎！故吾於屯田之行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。

難者曰：屯田既如井田，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，何以復有銷耗也？曰：此其說有四：屯田非土著之民，雖授之田，不足以挽其鄉土之思，一也。又令少壯者守城，老弱者屯種，夫屯種而任之老弱，則所穫幾何？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，亦何為而任其勞苦乎？二也。古者什而稅一，今每畝二斗四升，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，則是什稅二有半矣，三也。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，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為，四也。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？

田制三

或問：井田可復，既得聞命矣；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？曰：斯民之苦暴稅久矣，有積累莫返之害，有所稅非所出之害，有田土無等第之害。

何謂積累莫返之害？三代之貢、助、徹，止稅田土而已。魏晉有戶調之名，有田者出租賦，有戶者出布帛，田之外復有戶矣。唐初立租、庸、調之法，有田則有租，有戶則有調，有身則有庸；租出穀，庸出絹，調出繒纊布麻，戶之外復有丁矣。楊炎變為兩稅，人無丁中，以貧富為差，雖租、庸、調之名渾然不見，其實併庸、調而入於租也。相沿至宋，未嘗減庸、調於租內，而復斂丁身錢米。後世安之，謂兩稅，租也；丁身，庸、調也；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？使庸、調之名不去，何至是耶！故楊炎之利於一時者少，而害於後世者大矣。有明兩稅，丁口而外，有力差，有銀差，蓋十年而一值。嘉靖末行一條鞭法，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、秋糧、存留、起運之額，均徭、里甲、土貢、顧募、加銀之例，一條總徵之，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，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，是銀、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稅也；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，雜役仍復紛然。其後又安之，謂條鞭，兩稅也；雜役，值年之差也；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？使銀差、力差之名不去，何至是耶！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，而害於後世者大矣。萬曆間，舊餉五百萬，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，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，倪元璐為戶部，合三餉為一，是新餉、練餉又併入於兩稅也。至今日以為兩稅固然，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？使練餉、新餉之名不改，或者顧名而思義，未可知也；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。嗟乎！稅額之積累至此，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。今欲定稅，須反積累以前而為之制。授田於民，以什一為則；未授之田，以二十一為則；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。國用自無不足，又何事於暴稅乎！

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？古者任土作貢，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，況於小民乎！故賦穀米，田之所自出也；賦布帛，丁之所自為也。其有納錢者，後世隨民所便；布一匹，直錢一千，輸官聽為九百；布直六百，輸官聽為五百；比之民間，反從降落。是錢之在賦，但與布帛通融而已。其田土之賦穀米，漢、唐以前未之有改也。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田土，於是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米相亂，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。宋隆興二年，詔溫、台、徽不通水路，其二稅物帛，許依折法以銀折輸。蓋當時銀價低下，其許以折物帛者，亦隨民所便也。然按熙寧稅額，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，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，故雖賦銀，亦不至於甚困。有明自漕糧而外，盡數折銀。不特折錢之布帛為銀，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，亦無不為銀矣；不特穀米不聽上納，即欲以錢准銀，亦有所不能矣。夫以錢為賦，陸贊尚曰「所供非所業，所業非所供」，以為不可，而況以銀為賦乎！天下之銀既竭，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，折而為銀，則仍不足以上供也；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？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奪之，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為讐也。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，其必任土所宜，出百穀者賦百穀，出桑麻者賦布帛，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，斯民庶不至困瘁爾！

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？《周禮•大司徒》：「不易之地家百畝，一易之地家二百畝，再易之地家三百畝。」是九則定賦之外，先王又細為之等第也。今民間田土之價，懸殊不啻二十倍，而有司之徵收，畫以一則，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，亦有歲歲耕種，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。小民但知其為瘠土，向若如古法休一歲、二歲，未始非沃土矣。官府之催科不暇，雖欲易之，惡得而易之？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！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，是不易之為害也。今丈量天下田土，其上者依方田之法，二百四十步為一畝，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為一畝，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為一畝，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、六百步為畝，分之五等。魚鱗冊字號，一號以一畝準之，不得贅以奇零，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，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。使田土之等第，不在稅額之重輕，而在丈量之廣狹，則不齊者從而齊矣。是故田之中、下者，得更番而作，以收上田之利。如其力有餘也而悉耕之，彼二畝三畝之入，與上田一畝較量多寡，亦無不可也。

兵制一

有明之兵制，蓋三變矣：衛所之兵，變而為召募，至崇禎、弘光間又變而為大將之屯兵。衛所之弊也，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於民，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，其所以禦寇定亂者，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。兵分於農，然且不可，乃又使軍分於兵，是一天下之民養兩天下之兵也[１０]。召募之弊也，如東事之起，安家、行糧、馬匹、甲仗，費數百萬金，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，天下已騷動矣。大將屯兵之弊也，擁眾自衛，與敵為市，搶殺不可問，宣召不能行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，即其人也。有明之所以亡，其不在斯三者乎？

議者曰：衛所之為召募，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，召募之為大將屯兵，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。原夫衛所，其制非不善也。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，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，衛所、屯田，蓋相表裏者也。其後軍伍銷耗，耕者無人，則屯糧不足，增以客兵，坐食者眾，則屯糧不足，於是益之以民糧，又益之以鹽糧，又益之以京運，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。都燕而後，歲漕四百萬石，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，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，輪年值運，有月糧，有行糧，一人兼二人之食，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軍矣。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輸輓者也。中都、大寧、山東、河南附近衛所，輪班上操，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，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，有月糧，有行糧，一人兼二人之食，是歲有二十餘萬不耕而食之軍矣。此又衛所之制破壞於班操者也。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，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，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；舊兵不歸，各邊不得不補，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；是一兵而有三餉也。衛所之制，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。凡此皆末流之弊，其初制豈若是哉！

為說者曰：末流之弊，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，制之不善，則軍民之太分也。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，以七十為率，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。軍既不得復還為民，則一軍之在伍，其為老弱者亦復四十年，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？鄉井之思，誰則無有？今以謫發充之，遠者萬里，近者千餘里，違其土性，死傷逃竄十常八九，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？且都燕二百餘年，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，使東南之民力竭者，非軍也耶？

或曰：畿甸之民大半為軍，今計口而給之，故天下有荒歲而畿甸不困，此明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。曰：若是，則非養兵也，乃養民也。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，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？東南之民奚罪焉！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於民，猶可謂其制之善與？

余以為天下之兵，當取之於口，而天下為兵之養，當取之於戶。其取之口也，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二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。其取之戶也，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，教練之兵則無資於養。如以萬曆六年戶口數目言之，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，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人矣；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，則可養兵一百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。夫五十口而出一人，則其役不為重；一十戶而養一人，則其費不為難；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，亦不為少矣。王畿之內，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衛，然亦不過千里；假如都金陵，其入衛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，而他省不與焉。金陵人口一千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，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；以十萬各守郡邑，以十萬入衛，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衛，以入衛者歸守郡邑；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，其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，但聽教練而已。夫五十口而出一人，而又四年方一行役，以一人計之，二十歲而入伍，五十歲而出伍，始終三十年，止歷七踐更耳，而又不出千里之遠，則為兵者其任亦不為過勞。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。人主欲富國強兵而兵民太分，唐、宋以來但有彼善於此之制，其受兵之害，未嘗不與有明同也。

兵制二

國家當承平之時，武人至大帥者，干謁文臣，即其品級懸絕，亦必戒服，左握刀，右屬弓矢，帕首袴鞾，趨入庭拜，其門狀自稱走狗，退而與其僕隸齒。兵興以後，有言於天子者曰：「今日不重武臣，故武功不立。」於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，不使文臣節制。不二三年，武臣擁眾，與賊相望，同事虜略。李賊入京師，三輔至於青、齊諸鎮，櫛比而營，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，終莫肯以一矢入援。嗚呼，毅宗重武之效如此！

然則武固不當重與？曰：毅宗輕武而不重武者也。武之所重者將；湯之伐桀，伊尹為將；武之入商，太公為將；晉作六軍，其為將者皆六卿之選也。有明雖失其制，總兵皆用武人，然必聽節制於督撫或經略。則是督撫、經略，將也；總兵，偏裨也。總兵有將之名而無將之實，然且不可，況竟與之以實乎！夫安國家，全社稷，君子之事也；供指使，用氣力，小人之事也。國家社稷之事，孰有大於將？使小人而優為之，又何貴乎君子耶？今以天下之大託之於小人，為重武耶？為輕武耶？是故與毅宗從死者，皆文臣也。當其時，屬之以一旅，赴賊俱死，尚冀十有一二相全，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？是故建義於郡縣者，皆文臣及儒生也。當其時，有所藉手以從事，勝負亦未可知，何至驅市人而戰，受其屠醢乎？彼武人之為大帥者，方且飆浮雲起，昔之不敢一當敵者，乘時易幟，各以利刃而齒腐朽，鮑永所謂以其眾幸富貴矣，而後知承平之時，待以僕隸者之未為非也。

然則彭越、黥布，非古之良將與？曰：彭越、黥布，非漢王將之者也；布、越無所藉於漢王而漢王藉之，猶治病者之服烏喙、藜蘆也。人見彭越、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，亦猶見烏喙、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為服食也。彼粗暴之徒，乘世之衰，竊亂天常，吾可以權授之，使之出落鈐鍵也哉！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搴旗之士，儒生無所言進，何也？曰：當是時，漢王已將韓信，彼通之所進者，以首爭首、以力搏力之兵子耳，豈所謂將哉？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，非所貴與？曰：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，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。弓必欲無灂，冶必欲援胡之稱，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續之堅，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，其道一也。器甲之精緻犀利，用之者人也；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，用之者將也。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之人而可使之為將，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。

兵制三

唐、宋以來，文武分為兩途；然其職官，內而樞密，外而閫帥州軍，猶文武參用。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，文臣之督撫，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，與兵士離而不屬。是故涖軍者不得計餉，計餉者不得涖軍；節制者不得操兵，操兵者不得節制。方自以犬牙交制，使其勢不可為叛。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，未嘗有不可叛之法。杜牧所謂「聖賢才能，多聞博識之士」，此不可叛之人也。豪豬健狗之徒，不識禮義，喜虜掠，輕去就，緩則受吾節制，指顧簿書之間，急則擁兵自重，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。試觀崇禎時，督撫曾有不為大帥驅使者乎？此時法未嘗不在，未見其不可叛也。

有明武職之制，內設都督府、錦衣衛；外設二十一都司，四百九十三衛，三百五十九所。平時有左右都督、都指揮使、指揮使，各係以同知、僉事及千戶、百戶、鎮撫之級，行伍有總兵、副將、參將、遊擊、千把總之名。宜悉罷平時職級，只存行伍。京營之兵，兵部尚書即為總兵，侍郎即為副將，其屬郎官即分任參、遊。設或征討，將自中出，侍郎挂印而總兵事，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，或用巡撫為將，巡撫挂印，即以副將屬之參政，參將屬之郡守，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，即參用於其間。苟如近世之沈希儀、萬表、俞大猷、戚繼光，又未嘗不可使之內而兵部，外而巡撫也。

自儒生久不為將，其視用兵也，一以為尚力之事，當屬之豪健之流；一以為陰謀之事，當屬之傾危之士。夫稱戈比干立矛者，士卒之事而非將帥之事也，即一人以力聞，十人而勝之矣。兵興以來，田野市井之間膂力稍過人者，當事即以奇士待之，究竟不當一卒之用。萬曆以來之將，掩敗飾功，所以欺其君父者，何所不至，亦可謂之傾危矣；乃止能施之君父，不能施之寇敵。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，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。使文武合為一途，為儒生者，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，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；為武夫者，知親上愛民為用武之本，不以麤暴為能，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。

財計一

古之徵貴徵賤，以粟帛為俯仰。故公上賦稅，有粟米之征、布縷之征是也，民間市易，《詩》言「握粟出卜」，《孟子》言「通工易事，男粟女布」是也。其時之金銀，與珠玉無異，為餽問器飾之用而已。三代以下，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，故錢與粟帛相為輕重。漢章帝時，穀帛價貴，張林言：「此錢多故也，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，市賈皆用之，封錢勿出，物皆賤矣。」魏明帝時，廢錢用穀。桓玄輔晉，亦欲廢錢。孔琳之曰：「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，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。穀帛本充衣食，分以為貨，勞毀於商販之手，耗棄於割截之用，此之為弊者，著自於曩。」然則昔之有天下者，雖錢與穀帛雜用，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、荊、郢、江、湘、梁、益用錢，其餘州郡，雜以穀帛，交、廣之域，全以金銀為貨。陳用錢兼以錫鐵栗帛，嶺南多以鹽米布，交易不用錢。北齊冀州之北，錢皆不行，交貿者皆絹布。後周河西諸郡，或用西域金銀錢，而官不禁。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，用錢處少。大曆以前，嶺南用錢之外，雜以金銀、丹砂、象齒。貞元二十年，命市井交易，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。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，唯銀無益於人，五嶺以北，採銀一兩者流他州，官吏論罪。元和六年，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。太和三年，飾佛像許以金銀，唯不得用銅。四年，交易百緡以上者，粟帛居半。按唐以前，自交、廣外，上而賦稅，下而市易，一切無事於金銀，其可考彰彰若是。

宋元豐十二年，蔡京當國，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，勿受夾錫錢者，以法懲治，蓋其時有以金銀為用者矣。然重和之令，命官之家，留見錢二萬貫，民庶半之，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，則是市易之在下者，未始不以錢為重也。紹興以來，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，銀無額，七分入內庫，三分歸有司，則是賦稅之在上者，亦未始以金銀為正供，為有司之經費也。及元起北方，錢法不行，於是以金銀為母，鈔為子，子母相權而行，而金銀遂為流通之貨矣。

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，而許以金銀易鈔於官，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，其誰信之！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，銀乃單行，以為天下之大害。蓋銀與鈔為表裏，銀之力絀，鈔以舒之，故元之稅糧，折鈔而不折銀。今鈔既不行，錢僅為小市之用，不入貢賦，使百務併於一途，則銀力竭。元又立提舉司，置淘金戶，開設金銀場，各路聽民煽煉，則金銀之出於民間者尚多。今礦所封閉，間一開採，又使宮奴主之，以入大內，與民間無與，則銀力竭。二百餘年，天下金銀，綱運至於燕京，如水赴壑。承平之時，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，多故以來，在燕京者，既盡泄之邊外，而富商、大賈、達官、猾吏，自北而南，又能以其資力盡斂天下之金銀而去，此其理尚有往而復返者乎？

夫銀力已竭，而賦稅如故也，市易如故也。皇皇求銀，將於何所！故田土之價，不當異時之什一，豈其壤瘠與？曰：否，不能為賦稅也。百貨之價，亦不當異時之什一，豈其物阜與？曰：否，市易無資也。當今之世，宛轉湯火之民，即時和年豐無益也，即勸農沛澤無益也，吾以為非廢金銀不可[１１]。廢金銀，其利有七：粟帛之屬，小民力能自致，則家易足，一也。鑄錢以通有無，鑄者不息，貨無匱竭，二也。不藏金銀，無甚貧甚富之家，三也。輕齎不便，民難去其鄉，四也。官吏贓私難覆，五也。盜賊胠篋，負重易跡，六也。錢鈔通路，七也。然須重為之禁，盜礦者死刑，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。

財計二

錢幣所以為利也，唯無一時之利，而後有久遠之利。以三、四錢之費，得十錢之息，以尺寸之楮，當金銀之用，此一時之利也。使封域之內，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，此久遠之利也。後之治天下者，常顧此而失彼，所以阻壞其始議也。

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：一曰惜銅愛工，錢既惡薄，私鑄繁興。二曰折二折三，當五當十，制度不常。三曰銅禁不嚴，分造器皿。四曰年號異文。此四害者，昔之所同。五曰行用金銀，貨不歸一。六曰賞賚、賦稅，上行於下，下不行於上。昔之害錢者四，今之害錢者六。故今日之錢，不過資小小貿易，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，是行錢與不行等也。誠廢金銀，使貨物之衡盡歸於錢。京省各設專官鼓鑄，有銅之山，官為開採，民間之器皿，寺觀之像設，悉行燒毀入局。千錢以重六觔四兩為率，每錢重一錢，制作精工，樣式畫一，亦不必冠以年號。除田土賦栗帛外，凡鹽酒征榷，一切以錢為稅。如此而患不行，吾不信也。

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，崇禎間，桐城諸生蔣臣，言鈔法可行，歲造三千萬貫，一貫直一金，歲可得金三千萬兩。戶工侍郎王鰲永主其說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，可得五千萬金，所入既多，將金與土同價。上特設內寶鈔局，晝夜督造，募商發賣，無肯應者。大學士蔣德璟言，以一金易一紙，愚者不為。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。德璟曰：「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，然賞賜折俸而已，固不曾用之兵餉也。」按鈔起於唐之飛錢，猶今民間之會票也，至宋而始官制行之。然宋之所以得行者，每造一界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，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。蓋民間欲得鈔，則以錢入庫；欲得錢，則以鈔入庫；欲得鹽酒，則以鈔入諸務。故鈔之在手，與見錢無異。其必限之以界者，一則官之本錢，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，非界則增造無藝；一則每界造鈔若干，下界收鈔若干，詐偽易辨，非界則收造無數。宋之稱提鈔法如此。即元之所以得行者，隨路設立官庫，貿易金銀，平準鈔法。有明寶鈔庫，不過倒收舊鈔，凡稱提之法，俱置不講，何怪乎其終不行也！毅宗言利之臣，不詳其行壞之始末，徒見尺楮張紙，居然可當金銀，但講造之之法，不講行之之法。官無本錢，民何以信！故其時言可行者，猶見彈而求炙也。然誠使停積錢緡，五年為界，斂舊鈔而焚之，官民使用，在關即以之抵商稅，在場即以之易鹽引，亦何患其不行！且誠廢金銀，則穀帛錢緡，不便行遠，而囊括尺寸之鈔，隨地可以變易，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。德璟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，而言神道設教，非兵餉之用；彼行之於宋、元者，何不深考乎？

財計三

治天下者，既輕其賦斂矣，而民間之習俗未去，蠱惑不除，奢侈不革，則民仍不可使富也。

何謂習俗？吉凶之禮既亡，則以其相沿者為禮。婚之筐篚也，裝資也，宴會也；喪之含殮也，設祭也，佛事也，宴會也，芻靈也。富者以之相高，貧者以之相勉矣。

何謂蠱惑？佛也，巫也。佛一耳，而有佛之宮室，佛之衣食，佛之役使，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，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。巫一耳，而資於楮錢香燭以為巫，資於烹宰以為巫，資於歌吹婆娑以為巫，凡齋蘸祈賽之用無不備，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。

何謂奢侈？其甚者，倡優也，酒肆也，機坊也。倡優之費，一夕而中人之產；酒肆之費，一頓而終年之食；機坊之費，一衣而十夫之煖。

故治之以本，使小民吉凶一循於禮，投巫驅佛，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。治之以末，倡優有禁，酒食有禁，除布帛外皆有禁。今夫通都之市肆，十室而九，有為佛而貨者，有為巫而貨者，有為倡優而貨者，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，皆不切於民用，一概痛絕之，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。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。世儒不察，以工商為末，妄議抑之。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，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，蓋皆本也。

胥吏

古之胥吏者一，今之胥吏者二。古者府史胥徒，所以守簿書，定期會者也。其奔走服役，則以鄉戶充之。自王安石改差役為僱役，而奔走服役者，亦化而為胥吏矣。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，則復差役；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，則用士人。

何謂復差役？宋時差役，有衙前、散從、承符、弓手、手力、耆長、戶長、壯丁色目。衙前以主官物，今庫子、解戶之類。戶長以督賦稅，今坊里長。耆長、弓手、壯丁以逐捕盜賊，今弓兵、捕盜之類。承符、手力、散從以供驅使，今皁隸、快手、承差之類。凡今庫子、解戶、坊里長皆為差役，弓兵、捕盜、皁隸、快手、承差則僱役也。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。蓋吏胥之敢於為害者，其故有三：其一，恃官司之力，鄉民不敢致難；差役者，則知我之今歲致難於彼者，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於我也。其二，一為官府之人，一為田野之人，既非同類，自不相顧；差役者，則儕輩爾汝，無所畏忌。其三，久在官府，則根株窟穴，牢不可破；差役者，伎倆生疏，不敢弄法。是故坊里長同勾當於官府，而鄉民之於坊里長不以為甚害者，則差與僱之分也。治天下者亦視其勢，勢可以為惡，雖禁之而有所不止；勢不可以為惡，其止之有不待禁也。差役者，固勢之不可以為惡者也。議者曰：自安石變法，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，豈非以人不安於差役與？曰：差役之害，唯有衙前，故安石以僱募救之。今庫子、解戶且不能不仍於差役，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？宋人欲復差役，以募錢為害。吾以謂募錢之害小，而胥吏之害大也。

何謂用士人？六部院寺之吏，請以進士之觀政者為之，次及任子，次及國學之應仕者；滿調則出官州縣，或歷部院屬官，不能者落職。郡縣之吏，各設六曹，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；滿調則升之國學，或即補六部院寺之吏，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。郡之經歷、照磨、知事，縣之丞、簿、典史，悉行汰去。行省之法，一如郡縣。蓋吏胥之害天下，不可枚舉，而大要有四：其一，今之吏胥，以徒隸為之，所謂皇皇求利者，而當可以為利之處，則亦何所不至，創為文網以濟其私。凡今所設施之科條，皆出於吏，是以天下有吏之法，無朝廷之法。其二，天下之吏，既為無賴子所據，而佐貳又為吏之出身，士人目為異途，羞與為伍。承平之世，士人眾多，出仕之途既狹，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壑，非如孔孟之時，委吏、乘田、抱關、擊柝之皆士人也。其三，各衙門之佐貳，不自其長辟召，一一銓之吏部，即其名姓且不能偏，況其人之賢不肖乎！故銓部化為籤部，貽笑千古。其四，京師權要之吏，頂首皆數千金，父傳之子，兄傳之弟，其一人麗於法後而繼一人焉，則其子若弟也，不然，則其傳衣缽者也。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，有封建之吏。誠使吏胥皆用士人，則一切反是，而害可除矣。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，在漢則為曹掾之屬，其長皆得自辟，即古之吏胥也。其後選除出自吏部，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為吏胥，相沿至今，曹掾之名既去，而吏胥之實亦亡矣。故今之吏胥，乃曹掾之重出者也。吾之法，亦使曹掾得其實，吏胥去其重而已。

奄宦上

奄宦之禍，歷漢、唐、宋而相尋無已，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。漢、唐、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，無奉行奄宦之朝政。今夫宰相六部，朝政所自出也；而本章之批答，先有口傳，後有票擬；天下之財賦，先內庫而後太倉；天下之刑獄，先東廠而後法司；其他無不皆然。則是宰相六部，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。人主以天下為家，故以府庫之有為己有，環衛之強為己強者，尚然末王之事。今也衣服、飲食、馬匹、甲仗、禮樂、貨賄、造作，無不取辦於禁城數里之內，而外庭所設之衙門，所供之財賦，亦遂視之為非其有，嘵嘵而爭。使人主之天下，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者，皆奄宦為之也。漢、唐、宋之奄宦，乘人主之昏而後可以得志。有明則格局已定，牽挽相維，以毅宗之哲王，始而疑之，終不能舍之，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，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！

且夫人主之有奄宦，奴婢也；其有廷臣，師友也。所求乎奴婢者使令，所求乎師友者道德。故奴婢以伺喜怒為賢，師友而喜怒其喜怒，則為容悅矣；師友以規過失為賢，奴婢而過失其過失，則為悖逆矣。自夫奄人以為內臣，士大夫以為外臣，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，其主之妄喜妄怒，外臣從而違之者，奄人曰：「夫非盡人之臣與，奈之何其不敬也！」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為人臣之道，以其喜怒加之於奄人而受，加之於士大夫而不受，則曰：「夫非盡人之臣與，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！蓋內臣愛我者也，外臣自愛者也。」於是天下之為人臣者，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，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於奴顏婢膝之一途。習之既久，小儒不通大義，又從而附會之曰：「君父，天也。」故有明奏疏，吾見其是非甚明也，而不敢明言其是非，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，或勉以近事而闕於古則，以為事君之道當然。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為奴婢之歸者，皆奄宦為之也。禍不若是其烈與！

奄宦下

奄宦之如毒藥猛獸，數千年以來，人盡知之矣；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，曷故哉？豈無法以制之與？則由於人主之多欲也。夫人主受命於天，原非得已；故許由、務光之流，實見其以天下為桎梏而掉臂去之。豈料後世之君，視天下為娛樂之具。崇其宮室，不得不以女謁充之；盛其女謁，不得不以奄寺守之；此相因之勢也。

其在後世之君，亦何足責。而鄭玄之注《周禮》也，乃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，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，九嬪九人當一夕，三夫人當一夕，后當一夕，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，則是《周禮》為誨淫之書也。孟子言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弗為也」。是時齊、梁、秦、楚之君，共為奢僭，東西二周且無此事。若使為周公遺制，則孟子亦安為固然，「得志弗為」，則是以周公為舛錯矣。苟如玄之為言，王之妃百二十人，妃之下又有侍從，則奄之守衛服役者，勢當數千人。後儒以寺人隸於冢宰，謂《周官》深得治奄之法。夫刑餘之人，不顧禮義，兇暴是聞，天下聚兇暴滿萬，而區區以係屬冢宰，納之鈐鍵，有是理乎？且古今不貴其能治，而貴其能不亂。奄人之眾多，即未及亂，亦厝火積薪之下也。

吾意為人主者，自三宮以外，一切當罷。如是，則奄之給使令者，不過數十人而足矣。議者竊憂其嗣育之不廣也。夫天下何嘗之有！吾不能治天下，尚欲避之，況於子孫乎！彼鰓鰓然，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於其子孫，是乃流俗富翁之見。故堯、舜有子，尚不傳之。宋徽宗未嘗不多子，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。

[１] 「腐鼠」，底本原作「首鼠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改。

[２] 「長君」，底本原作「君長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改。

[３] 底本原無「寧」字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增補。

[４] 「凡鄉賢名宦祠」，底本原作「鄉賢名宦」，「凡」、「祠」二字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增補。

[５] 「常」，底本原作「嘗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改。

[６] 「常」，底本原作「嘗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改。

[７] 「常」，底本原作「嘗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改。

[８] 「萊」，底本誤作「菜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改。

[９] 「常」，底本原作「嘗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改。

[１０] 「是一天下之民養兩天下之兵也」，底本原作「是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」，「之民」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增補。

[１１] 底本原缺「廢」字，據《梨州遺著彙刊》本增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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